奧斯卡金像獎得主——楊紫燁女士的新紀錄片《爭氣》，前不久在香港上映，並成功獲得百萬港元的票房。紀錄片市場少有可以盈虧平衡的作品出現，楊紫燁對此認為，除了作品本身的質量，發行渠道在紀錄片製作過程中也很重要。
作為奧斯卡舞台上少見的華裔紀錄片人面孔，2007年，她憑藉《潁州的孩子》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短片獎。之後三年，她執導環保題材紀錄片《仇崗衛士》，於2011年再次獲金像獎提名。
深度新聞網總編輯葉凝，作為特邀嘉賓參加了《爭氣》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公映，並就電影、紀錄片和影像記錄和楊紫燁進行了交流。
2014年10月16日，楊紫燁執導的紀錄片《爭氣》在香港公映。片中記錄幾位香港「問題學生」，其中包括失明學生、學習成績差、有盜竊行徑和有情感問題的少年，在六個月的時間裡接受各種挑戰，最終在舞台上成功表演音樂劇的脫胎換骨的艱苦過程。楊紫燁試圖通過這部紀錄片，表達她對社會評價機制不同的看法。
深度中文網（以下簡稱「深度」）：為什麼您的這個新紀錄片取名叫「爭氣」？
楊紫燁：這個名字的確定差不多用了兩個月的時間，大家提議了許多名字，後來選了一個比較符合故事的整體結構的，比較文雅的。而後，紀錄片投資方，也就是基金會，覺得起的名字太平實了，就改成了「爭氣」。
深度：在拍攝，也就是準備音樂會的過程中，這群「問題學生」的有什麼樣的轉變？
楊紫燁：
這些學生都是來自於不是很好的中學，甚至特殊學校。在香港，那些歷史悠久的中學往往被認為是好的，比較難進入。它們的生源也比較好。但這不意味著，那些沒有去這些好學校的學生就是不愛學習的，沒有什麼其它天分的孩子。
所以去年，有一個基金會，就到三個「低等級」的中學和一所盲人學校，召集一些學生，給他們編排一個音樂劇。希望藉此激起他們的信心。這些孩子大多對讀書沒有什麼熱情，對自己也有點自暴自棄、沒有什麼追求。音樂劇可以給他們一個「角色教育」的機會，通過幾個月的訓練，提升他們對自我的認識和未來社會角色的認知。
在這次音樂劇演出後，這些孩子的變化非常大。現在離音樂劇的準備、演出，又已經過了一年。我剛認識他們的時候，這些年輕人還很頑皮，對自己沒有什麼要求和約束，尤其是學業。經過半年的培訓，他們已經可以在學校認真讀書了。其中有一個比較調皮的女孩子，上個月還跟我說，她在做社區義工，這在剛認識她的時候是不可想像的。
深度：您在很多次採訪中，都提到現在社會對好孩子和壞孩子的評價機制是有問題的。那什麼樣的評價機制才是比較健康的？
楊紫燁：小孩子的成長環境對他們來說很重要，所以與其說社會在評價孩子，不如說他們在評價整個教育環境。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，學校里的老師培養當然也很重要。所以這個社會對於孩子的評價機制，其實是基於這個社會本身的。當社會評價孩子的時候，也要想想對孩子有什麼樣的預期才是合理的。
楊紫燁一開始在美國學習的並不是電影專業，但她後來看到華人在美國社會缺少話語權。結合自己童年的生活經歷，她認為自己應該用藝術來表達什麼，進而影響社會。2003年，楊紫燁為四個半小時的紀錄片《成為美國人：華人的經歷》（Becoming American: The Chinese Experience）擔任系列剪輯師。影片主要講述了從19世紀初期至今，華人移民至美國的百年歷史。
深度：您一開始學習的是繪畫，後來又學習電影。是什麼樣的機遇讓您轉移到了做電影紀錄片這樣一個領域當中？
楊紫燁：這個轉變發生在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。我覺得畫畫就是一個人去展示藝術，但是拍片子需要一個團隊，它不僅是藝術，而且是一個媒介行為。我一開始的電影作品都是很藝術化的。但是在美國停留的時間越久，越發現當地華人的狀態非常複雜。80年代的美國，華人在媒介傳播渠道上的曝光是微乎其微的。在電視上不但看不到華人，連亞洲面孔也很難見到。於是我就開始做旅美華人的生活史——這個紀錄片作品。
深度：您童年的經歷對一系列的電影生涯有什麼影響？
楊紫燁：我受家庭的影響關係蠻大的。小時候在香港，父母是一家小的製造工廠的工人。因為父母的關係，我那時接觸到了很多社會底層的工人和家庭。香港在那個時候經濟也不是非常富足，有許多窮人、底層人——可以說九成都是「工人階級」，所謂的「白領階層」很少。我關注社會底層的興趣，大概就是這樣從小開始的。
深度：從您的獲獎電影《潁州的孩子》到現在的《爭氣》，作品許多都是關注那些社會弱勢群體，其中又是以年輕人、孩子這個群體關注的比較多，為什麼會對這個年齡段比較感興趣？
楊紫燁： 就從紀錄片上看，年輕人的轉變是比較明顯看到的，這對呈現效果比較好。另外，就是我對年青一代的成長很感興趣。其它題材的我也在拍，但是年輕人成長的歷程對人的一生都是很有意義的：這些年輕人當下面對的東西可能影響他們一生怎麼走這個路。
楊紫燁的紀錄短片《朱力亞的故事》講述了中國第一個公開自己艾滋病身份的女大學生故事，該片在中國電視台播出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重視。她因此接到邀請，導演公益短片《彭麗媛攜手抗擊艾滋 關愛兒童公益廣告》，在中央電視台和中國地方台播出後亦獲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。2013 年11月，楊紫燁因其在華人紀錄片屆突出的貢獻，被香港大學邀請成為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。
深度：另外一些作品，例如《彼岸浮生》《仇崗衛士》都是反映中國比較衝突的社會問題的作品。使用紀錄片來記錄和其他藝術方式比，這種方式有什麼特殊么？
楊紫燁：真實在藝術的表現中十分重要。故事片是編造出來的，但是真人講話不是，完全是一個人自己的想法。用紀錄片去記錄人群的變化，他們如何爭取自己的利益，在當下中國社會劇烈變化的過程中很有意義。
深度：您曾經導演過《彭麗媛攜手抗議艾滋 關愛公益兒童》這個公益廣告。在拍攝過程中，您對彭麗媛女士有什麼印象深刻的地方？
楊紫燁：說實話，當時我不知道她是非常出名的歌唱家。我們當時均受中國政府的邀請，到了一個偏遠的農村去拍攝公益廣告，一天就拍了三支。那個地方沒有化妝的角落，她就自己在屋外面畫起來。她非常敬業，當時早上五點多就起床，一直拍到晚上九點，其實很累的，但她沒有因此抱怨一句。
深度：中國獨立紀錄片人，尤其是中國大陸的，創作和生活狀況比較困難。對此，您是怎麼看待這些獨立製片人的，對他們有什麼建議？
楊紫燁：我現在在香港大學做孔巧玲學者，目的之一就在於培養出新一代的香港、大陸紀錄片人。現在大陸有很多優秀的紀錄片人，也有有大量資金的基金會，但是連接這兩者的中間人是非常匱乏的。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，就會好很多。此外，放映平台的建設同樣很重要，假如一個片子做出來，但是沒有電影院放映，其實效果也會很不好。
原載：深度新聞網，2015年2月24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