品味蘋果︰楊紫燁實拍年輕人　爭氣！香港一定要發聲

By 冼麗婷

楊紫燁把一群香港中學生克服困難，成功演出音樂劇的過程拍成紀錄片，搬上大銀幕，讓社會反思多年的教育方向。黎樹雄攝

有些時候，要相信年輕人，正如大部份人年輕時都很相信自己。

拍攝紀錄片20年，1977年已從香港移民美國的紀錄片導演楊紫燁（Ruby Yang），為佔領運動的學生而感動。

「你還看香港是家？」記者幾日前在電話問女導演。

「我現在感覺香港更有趣，在這個大時代，更加要留在這裏。」女導演跟世界上很多人一樣，都被香港年輕人觸動了神經。

「這次非恐懼是覺醒」

個多月前，記者跟楊紫燁談她的最新作品《爭氣》，那是以香港年輕人為題材的紀錄片。德望學校畢業、離開香港37年的女導演當時對記者說，現在來香港，是帶着一種重訪心態。彷彿已成過客，香港留給她的記憶，還是以往生氣勃勃、為口奔馳的人情城巿。近40年了，不論留下來的人，或是走了的人，一時間，還是不能接受香港成長需要經歷的矛盾。曾經年輕反叛，現在成為年輕人的上一代了，在香港變成利益貧富政治兩極化之時，無法承受她的尖銳。

個多月後，佔領運動擺在眼前，曾經有人想像為黑色的夢魘，年輕學生卻偏偏展現秩序與自重，黃色雨傘下的夢想，建立理想桃花源的速度比香港地產發展更神奇。七年前以《穎州的孩子》奪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導演獎的楊紫燁，任教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，學生都出來拍攝佔領現場，她自己則在最初幾天，於金鐘四處獵取重要紀錄。像很多親身到現場的人，打開眼睛看新一代學生與政治，民主不是等待，學生跟她說：「你是不是香港人，是香港人就會走出來。」

這一齣天天還在繼續發展的香港紀錄片還沒有結局，女導演感覺香港醒了，「67年暴動的時候，人人都是恐懼的感覺，但這一次是awakening（覺醒）。」在內地生活拍攝紀錄片多年，早就明白社交媒體暗藏顛覆威力，民主以前是top down（從上而下），現在是bottom up（由下而上），「何況香港小孩子這樣醒目，一定會走出來的，我並不驚奇。做不做到不重要，香港命運在香港人自己手上。民主不是簡單的事情，能不能達到目的還有很長的進程。」

楊紫燁八十年代在三藩巿修讀繪畫藝術後再轉修電影，實習時替王穎（女演員繆騫人的丈夫）的電影剪接，參與的電影包括八十年代引起注目的華人電影《點心》、《喜福會》及《一碗茶》，後來替不時涉及爭議話題的美國華裔女演員陳沖執導的《天浴》剪接，奠定地位。深秋黃葉，由李察基爾主演的愛情小品《紐約深秋》也是她手下剪輯的作品。

剪接是一齣電影的編輯，掌握大局，謹守一分一寸的保留或捨棄。流着畫家血液的楊紫燁，擅於捕捉美麗畫面，透過《爭氣》把一群香港中學生搬上商業影院大銀幕。這一群學生，或學業有問題，或品行有缺點，也有視力有障礙，要他們合力排練一齣音樂劇以至成功公演，從一開始，要有人願意相信他們。

被學生苦練演出感動

壞學生變好學生、克服殘障的故事很多，《爭氣》最大張力是看着３０個未踏過台板的學生拉合訓練，每人來自各階層而且問題眾多，總監經常面對顧此失彼的沮喪局面，最終令他們成功演出，不但是學生爭氣，背後的音樂與舞蹈老師、製作人員甚至校長，全部一樣不能放棄。

香港人過去俯伏於殖民教育與社會，歷數十年災難式考試定生死、學業論高低、職業論英雄，挫敗太多，無能為力，深刻烙印不自知，它沒有摧毀我們的生活，卻摧毀了不少人的自信心。大人與小孩都害怕面對的，在紀錄片裏展現。當大家看到事情有意想不到的美好發展，不期然流下複雜的眼淚。片裏的人物，都在我們身邊出現。有時候，最不能面對困難的，可能是大人。練子諾的母親，本來不能接受兒子失明的事實，起初拒絕讓他登場或是出現在片子裏，直至她來看綵排，浸在兒子歌聲裏，她掩着嘴巴鼻子，不斷流淚。

集畫家、電影剪接及紀錄片導演於一身的楊紫燁，有傾聽心靈的敏感度，細膩的畫面剪接，為母子找出無聲的對話與遙遠的凝望，感動於此。楊紫燁承認起初接拍這部紀錄片的意欲不大，直至她看到失明的練子諾摸着盲人點字譜獨唱，在猶豫害怕的歌聲裏唱出心裏的希望，深深感動了女導演，決定拍攝這套由利希慎基金及L Plus H贊助拍攝的紀錄片。

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亦在古色古香港的儀禮堂（Eliot Hall）特別開闢了一個剪片室，讓演藝學院學生及港大學生可以來幫忙《爭氣》的後期剪接工作。

紀錄片《爭氣》裏的中學生，透過排練音樂劇建立自信。

為彭麗媛拍公益廣告

17年前，楊紫燁拍攝反映九七前後年輕人思想狀態的紀錄片《風雨故園》，那時候的年輕人已經成長，當時的小孩子，可能就是今天的大學生。這一刻在佔領運動現場再次審視香港年輕人，令紀實者充滿希望，她很理解年輕人的任性，「我自己也一樣」。那一套「沒有誰可以代表我」的論調，她是很明白的，「年輕人就是這樣，你越叫他不要做，他偏要去做；你叫他吃好東西，他偏偏說fast food很好吃」。往下的路，她希望大家可以互讓，「民主這件事情是不可以立即達到，拍紀錄片也不是今天學明天就能做大師，客觀、批判思考及讓步都好重要。」

曾在北京居住近十年，去年被港大委任為「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」，現在居於港大宿舍，未來三年，她希望協助發展社會紀錄片工作。「北京政治氣候已經不宜拍攝紀錄片，政府對媒界管制收緊，要開拍我那類紀錄片會有難度」。她說，2004年舉辦奧運以前，北京氣氛像是很開放，楊紫燁拍了三齣紀錄片，還跟衛生部合作拍攝了一些關注兒童愛滋病的公益廣告，當時習近平的太太彭麗媛是愛滋病宣傳大使，曾以藝術歌唱家的身份，參與她拍攝的公益廣告。但當時楊紫燁根本不認識這位政要太太。「但從2009年到2010年開始改變，好多時政策慢慢收緊了，愛滋病問題變得不再重要。」

「為何收緊了？」

「政權轉移，領導人改變，為了穩定，收緊了。」

楊紫燁經歷的掣肘，跟香港記者差不多，受到的對待，算是很禮貌。「官員不會來找我，始終我是香港人，但當地的攝影師，一進去拍攝的地方，就會有人請他吃飯，從午餐吃到晚餐，會問你正在做甚麼？他會一直陪着你，你甚麼也做不到。好像很熱情的招待，其實是另一種方式的監控。即使中央台也是一樣，因為省政府是獨立不受中央外來影響的」。

拍攝紀錄片跟採訪不同，不可偷偷拍，攝錄機一拿出來，人們就開始圍觀，在農村裏，書記很快就會來，「本地人帶着我，叫我快些走，你不想書記來請你吃飯，快些走好了」。她不想連累當地人，也不想連累當地攝錄團隊，「今天我Ruby可以走，他們卻好害怕，我不想影響他們」。

「正正因為這樣，中國才更需要拍攝更多紀錄片，你作為紀錄片導演沒有好奇心嗎？」記者問。

「我轉一個方法，用內地新導演。過去兩年在上海，我做監製，由他們拍攝方便一些，去某些地方，要偷偷進去，我去很快就會被發現。待他們拍好了，我幫助他們做好一齣紀錄片，再在北京紀錄片機構提案」。

生於香港的美國女導演一直是個用決心突破環境的人。「八十年代美國傳播媒很少華人面孔，一個華人都沒有，當時只有宗毓華（Connie Chung）一個華人記者，電視上全是白人」。當時有亞洲人組織爭取在公眾電視台播放亞洲節目，後來更爭取政府資助籌辦美國亞裔電影節。起初參展的電影只有幾部，她丈夫在美國讀電影，當時拿了畢業作品參加電影節，後來在三藩巿從事電影發行。他是跟徐克、方育平及許鞍華七十年代成立火鳥電影會的第一代人，後來不少人成了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電影派。

「那時候很多華人開始拍攝紀錄片，我除了參與故事片，也參與華人紀錄片，後來愛上了紀錄片，因為是關於真實的人，每一次拍攝都發現很多事情，投入他們的世界，很多感覺，而且在故事片學到的很多技術都用得着」。身處外國，紀錄片工作讓她見證世界裏中國人身份的轉變，「30年後變化太大，中國變了強國，八十年代中國沒有一部戲是主流的，除了王穎的藝術電影《Chan is Missing》，到《Joy Luck Club》（喜福會）才是主流」。

佔中運動演化成雨傘革命，楊紫燁感覺香港社會像已經醒來。

有繪畫修養的紀錄片女導演眼裏，佔領運動中少年為警員雨中撐傘，是最美麗的畫面之一。

楊紫燁認為香港是個自由開放社會，香港勝在自由，年輕人需要表達。

保持中立　不拍佔中

李安拍攝《卧虎藏龍》已經是九十年代的事。她間接認識李安，一個能夠在荷李活立足的成功導演，背後要有強大團隊，「他讀戲劇，想拍故事片。人人機緣不同，我投入了紀錄片」。她替陳沖剪接《天浴》（1998年）之後，接手處理其他大片時，遇到一個西人問她：「你是一個中國人，你怎懂得剪接西片？我回應他：『剪片藝術是不分種族的。』」她與陳沖都不是美國土生，要掌握美國片，得加倍用功，「這不是我獨有的經驗，所有華人都要加倍證明自己的能力，所謂爭氣，一定要爭氣」。她笑起來，重看以往的困難。

2001年楊紫燁為美國前總統詹森（Lyndon Johnson）新聞秘書Bill Moyers的紀錄片《成為美國人：華人的經歷》（Becoming American：The Chinese Experience）擔任剪接編輯，成為多所中學大學的教材。移民美國後所走的路，楊紫燁一直相信自己。當年在三藩巿修讀繪畫時，只有八個亞裔學生，其中三人來自香港，其餘是台灣及日本人。媽媽原想她讀商科，但喜歡藝術的父親一直給她很多壠發，她喜歡畫畫書法，與他有關。

「爸爸寫作出色，希望當作家，但在戰爭年代，那是艱難的。國內入大學時，他依舅父勸告修讀了化學工程」。誰人年輕時沒有理想？父親想當作家，最終變了一個讀化學出身的香港膠花廠老闆。命運，除了自主，還有大時代因素。

生於和平的一代，楊紫燁哥哥在美國拿了博士再攻讀博士後，最終當上大學教授，姐姐則嫁了醫生，生活很安穩。哥姐滿足了父母期望，讓兩老容得下小女兒Ruby的任性及反叛。美國藝術路上，她遇到很多好老師，鼓勵她堅持。今天潛意識裏，她希望回饋社會。因為喜歡音樂、喜歡藝術，拍攝《爭氣》是一次很好的機緣。

百多年來香港人身份都在尋覓兜轉，紀錄片經驗孕育楊紫燁的社會觸覺，她感覺香港現在很多憤懣，是以前沒有的。「年輕人需要表達，香港是個自由開放社會，香港勝在還有言論自由。為香港一定要發聲。」這是她早前在訪問裏對政改爭議的意見。

女導演圈子裏的朋友，去年已經開始開拍佔中紀錄片，她選擇不拍攝佔中，除了沒有準備，也與實際條件有關。「佔中有立場，我要中立，不想單向地給當事人一個平台傳播他們的政治訊息。我希望幕前幕後都有接觸，因為他們台前幕後都一個樣子。拍紀錄片，要跟回家，behind the scene，政治人物一定有立場，他不會給你看真正的一面，這是我作為製片人一個考慮，我不偏頗哪方，也不讓他利用影片作政治平台，我要用很立體的方法，若他讓我貼身跟三個月，了解由返工到回家如何跟孩子說話，我才會考慮」。反而，她有興趣在提出溫和學者政改方案十三人中，選較年長的一位去拍攝紀錄片，「為甚麼現在才要發聲，背後原因，是我想知道的。」

紀錄片導演看人性多於揣摩政治。佔領金鐘路上，她跟學生閒談，看到大的跟小的補習功課，成立專門學會討論議題，學生那種純粹的理想與真誠，最能打動她，也讓她想起《爭氣》紀錄片裏的學生。無論是音樂劇，甚或是一場民主運動，給年輕人一個舞台、一個機會，他們或會有意想不到的精采表現。（《爭氣》現正在香港上映，門票收益撥歸慈善用途）

原載：蘋果日報  2014年10月1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