紀錄片名導楊紫燁 在教育的死水中進行反思
By 嚴尚民
香港出生的Ruby，曾在香港的中學舉行電影講座。
《爭氣》這齣紀錄片真的戲如其名，寧舍爭氣。美籍華裔導演楊紫燁(Ruby)透過她那冷靜、沒有經過刻意經營的鏡頭，呈現了香港社會主流價值觀下，一班「被標籤」為競爭力不夠、能力低和沒前途的年輕人，如何群策群力，通過連月的訓練後，在舞台上表演音樂劇，展示自己最引以自豪的一面，教觀眾反思所謂「成功」與「失敗」的定義。
阿博初時玩玩下，但老師給他機會，他終於成為一個爭氣的年輕人。
Ruby最厲害之處，是她示範了如何舉重若輕，把本來可以很嚴肅沉重的題材拍得輕巧，卻又不失穩重。她並沒有對刻板的教育制度作出嚴厲的批判，亦沒有道貌岸然地站在道德高地上揮斥謾罵，一切彷彿是渾然天成，卻又不乏弦外之音，恰到好處。在社會氣氛益發沉重的今天，年輕一代都在擔憂前路茫茫之際，無論是家長還是學生或子女，都不應錯過這齣紀錄片。因為《爭氣》提醒了我們，成功與失敗，從來都不需要別人來定義，「框架」更不容任何人來為我們訂定，主流價值並不等如真理，只要你認為自己是對的，就應該立下決心去爭取、去做，爭一口氣，當一個無悔的（年輕）人。
Ruby拍紀錄片，一方面取得拍攝對象的信任，同時亦緊記距離的重要性。
《爭氣》請來了劉德華、張家輝、林海峰和吳君如相助，為預告片讀旁白，為電影打氣。天王巨星肯助陣，想當然耳是因為紀錄片本身有質素。但現實點來看，這亦反映了香港人沒有進戲院看紀錄片的習慣。香港紀錄片市場積弱，並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。是因為香港人只把電影看成娛樂，還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生活圈子外的事情漠不關心？這並非三言兩語能講得清楚。如果卡士是我們會否進場觀影的先決條件，除了眼光淺窄，我找不到另一個詞彙去形容這種想法。不過我保證，看畢這齣紀錄片後，觀眾會改變只有明星才有戲這種膚淺的想法。
對普遍香港人來說，導演楊紫燁(Ruby Yang) 的名字或許有些陌生，但在外國的紀錄片圈子裏，她早已是一個享負盛名的導演。於香港出生的她，1977年舉家移民美國三藩市，她在美國修畢繪畫及電影製作碩士課程後，便進入了電影圈，執導及剪接了多齣有關亞裔美國人的紀錄片，並藉這些作品得到了不少獎項。
在2006年Ruby更憑着有關內地愛滋村的紀錄片《潁州的孩子》（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 ）奪得第七十九屆奧斯卡最佳短篇紀錄片獎和美國獨立節最佳短片獎。
關心港人
雖然長居美國，其實她早期的一些紀錄片，也不缺對香港人的關心，尤其是《風雨故園》（Citizen Hong Kong，1999）這一部九十分鐘的紀錄長片，透過五個背景不同的香港年輕人的日常生活，去反映九七回歸前新世代的心態，而導演喜歡以多線碰撞構成戲劇張力，在此紀錄片中亦早見端倪。她的續作《中國一二》(China21，2002)，也是沿用此手法，去為觀眾闡明中國城市與鄉村之間家庭面貌的差異。她這兩齣作品除了被美國PBS公共電視台選播之外，更被美國和香港的幾間大學指定作為亞洲研究的教材，足證Ruby 廣闊的視野和犀利的目光。
Ruby 的作品總是滲透出一種大氣，同時也教觀眾見識到導演的膽量。千禧過後，Ruby的作品傾向探討一些在中國大陸被視為犯禁的社會性題材。除了《潁州的孩子》是圍繞愛滋病村之外，2008年的《彼岸浮生》(Tongzhu in Love ) 和2010 年的《仇崗衛士》(The Warriorsof Qiugang )，分別是關於內地的同性戀社會和化工廠的污染問題。
這些被視為敏感、人人諱莫如深的題材，她都曾經一一深入探討過。
雙重身份
可能是因為她既是外來者，同時又是華人的關係，Ruby往往能從多角度省思問題，以鏡頭作刃，剖開一個獨特的視角，洞見癥結，從現實世界中尋找戲劇。例如《仇崗衛士》一片，鏡頭緊貼安徽省蚌埠市龍子湖區仇崗村村民張功利，看着這本來寂寂無名的村民，為自己和後代的將來着想，發起運動，收集一千八百名村民的指模印，上書市長，停止了三間化工廠對河流的污染，見證群眾運動聚沙成塔的威力。導演選取的鏡頭都是事實的呈現，由頭至尾都沒有過分煽情的地方，但看到最後，觀眾無不為張功利這小人物的行動而動容，楊導演正是發掘這些「日常中的戲劇」的大師。
而《爭氣》無疑是另一齣日常中發掘戲劇的難得模範作。《爭氣》記錄了一班從不被看好的underdogs，透過幾個月的訓練後，在台上表演音樂劇《震動心弦》的歷程。《震動心弦》本身好不好看，不得而知，而且它好看與否，似乎並不是這部紀錄片的重點。但《震動心弦》前後，煞是好看。《爭氣》是Ruby最新的作品，預告片強調它是一個品德教育的精采旅程，但其實它也是一趟精采的發現之旅。不啻戲中人物發現自己，連帶觀眾也參與了這rediscover的旅程。
楊導演在選材和選角方面準確有力，透過看着幾位背景不同的年輕人如何在音樂劇發現自己、改變自己，電影同時反映了香港教育制度的僵化，以grading、banding將大好青年分級分類，抹煞年輕人的潛能──拍得輕巧卻又深刻，默默為新生代給予希望和鼓勵。紀錄片中的角色不論是低分多能的肥然、與街童為伍的阿博、新移民雀屎和來自心光盲人學校的子諾和小芬等等，個個都角色鮮明，亦看得出戲中人跟導演非常接近──阿博跟朋友互相毆打發洩青春的鬱悶，鏡頭前拳來腳往，打得皮開肉綻，他都讓導演一一記錄，這是信任的表現，而記錄對象對於記錄者的信任與否，是一齣紀錄片孰高孰低的關鍵。肥然看上去自信滿滿，但當大家看到他表演結他後起哄，他還是帶點腼腆，強調自己只是「裝修佬」，樣樣都識但無樣精，笑笑口掩飾自己的尷尬，若不是跟導演的關係親近，肥然大可背鏡掩面。而子諾和小芬，兩位均是失明的大好青年，坦白說，拍攝出來的成品是怎樣的，他們根本不會看得到，但在鏡頭面前，他們依然願意率真坦白地表露自己。
《爭氣》透過幾位背景不同的年輕人，反映了香港教育制度的僵化。
適當距離
在搜尋資料時，讀到一篇文章，發現Ruby 除了是導演之外，在拍攝過程中，亦充當了角色間的輔導員，是子女與家長間的中介。但看畢全片，卻全然感受不到半點的操縱，也察覺不到導演把對白放在角色的口中講出來。紀錄片作者隨着跟拍攝對象相處日久，往往會產生一種外人難以明瞭的情感，而情感使作者失去冷靜，拍出來的作品便容易失去說服力，誤把同情心當成了同理心。不過斲輪老手Ruby卻不受影響，取得拍攝對象信任的同時，亦緊記距離的重要性，看得出她在拍攝學生們的排練片子段時，特意採用長焦距鏡頭拍攝，避免干擾到拍攝對象的情緒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角色們的互動外，導演還特地選剪了一些家長和老師的反應和感受進片中。他們可能並非什麼明星導師或家長，但透過他們，導演給予了各年齡層的觀眾適量的空間去投入《爭氣》。到了電影結尾，學生們各奔前程，但並非人人得到一個「好結果」。有人要留級重讀，有人要再考DSE，亦有人要闊別母校，另覓出路，可那又怎麼樣？至少它提醒了我們，學校並非工廠，學生的成就不以數量去衡量，而且教育也不止於畢業，路漫漫而修遠，年輕人像八九點鐘的太陽，充滿朝氣，而且充滿驚喜，他們的一言一行，有時候能令生活經驗比他們豐富的家長明白一些人生的大道理。子諾在完騷後的感言，正好提醒了對自己憂心忡忡的母親，接受現實，才能解決問題。教學相長，正是如此。
教育批判
《爭氣》令我回想起三年前在夏日國際電影節看過的另一齣紀錄片《翩娜包殊之青春交際場》(PinaBausch in Dancing Dreams，2010)。此片講述一班來自不同背景，但從來沒有接受過舞蹈訓練，亦沒有聽聞過翩娜包殊這赫赫有名舞者大名的年輕人，跟隨她接受十個月的舞蹈訓練，從最基本的舞動學起，然後公演翩娜包殊的名作Contact Zone，而從影像所見，只經過一年不夠的訓練，這班年輕人的舞姿，不輸專業的舞者。《翩娜包殊之青春交際場》其實是一個實驗，翩娜包殊想藉此證明，藝術的潛力根本就一直在我們的軀體中，只是因為各人生命的歷程不同，亦可能是因為欠缺機會，才沒有把這方面的自己發揮出來。
同樣地，香港的教育制度，縱使近年教育局在在強調求學不是求分數，但講到最後，還是離不開以文理科把同學分類，以分數去評定一個學生的高低，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前程？更糟的是這種分類在中小學已經開始，而成長中的年輕人非常受朋輩影響，入讀低grading 學校的學生容易感到絕望，進而擁抱失敗主義，而所謂的名校生，亦容易會因此而變得自負，目空一切。教育機構絕非只是訓練專才的工地，今日香港老一輩時常以「高分低能」去形容八九十後，有沒有想過，誰人是培訓這些高分低能的幫兇？
原載：信報「電影講座」專欄 2014年9月25日
